爱喝酒的人是不需要理由的，唯有不喝酒才需要各式各样的理由。

喝酒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明代大文人陈眉公说：“酒能乱性，佛家戒之。酒能养气，仙家饮之。余于无酒时学佛，有酒时学仙。”他不喝酒的理由很显然，就是在无酒的无奈之时，才不得已戒之。清代的大学者钱竹汀，可能也是受了前者启发，在这基础上撰写了一副对联：“柔日读经刚日读史，无酒学佛有酒学仙。”所谓“刚日柔日”，用我们今天的话简单说即“单双日”也。其意概括下来就是：“书，无日不读；酒，有之则饮。”眉公和竹汀，两位皆是我们上海本地的前贤大咖，他们的话多少还是值得听听的。

当然，喝酒也是因人而异的，大凡可粗略分成四类：一类是自己虽有量，但天生不好饮，空有拔山力，不沾酒一滴。其次是既不好饮也无酒量，故凡遇敬酒，一概谢绝。因无量，而谢绝，这一类倒可称得上是“谢无量”了。第三类是虽好饮但酒欠量，这种朋友往往每饮必醉，三杯即倒。最后自然是好饮又能饮、有胆亦有量的厉害角色，在酒桌上，这类酒友基本是无往不利、见底收兵的。我的朋友史君差不多就属此类，某次他大病初愈尚未出院，人还在病床上就嚷着要喝酒了。医生正色告诫之：要喝可以，须自己签字画押。本想借此吓退他，不料史君高喝一声“拿笔来！”其豪气与景阳冈下小酒馆里武二郎的“拿酒来”相比，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闻一多与梁实秋

文人喝酒，确实是需要豪气的。闻一多当年讲课时曾有一句名言：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乃可为真名士。”一听就知是一位豪气冲天、喝酒不用劝的名士。而今庸凡粗鄙如我辈，《离骚》从来也未读熟，名士肯定也做不了，不要说“真名士”，就是“假”的也难扮了，于是，剩下的就只能“痛饮酒”了。好在对“痛饮”一词倒有颇多体会，因为喝高了难免会磕磕碰碰，当时浑然不觉，唯翌日醒来，方才感觉到酒后之“痛”。

闻一多的酒量高下我不清楚，反正不会在第一第二类。据梁实秋回忆，他们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经常聚饮，还与校长杨振声和几位教授等凑齐了“酒中八仙”，唯一一名“女仙”即方令孺教授。“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，罄之而后已……”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，看到他们天天划拳豪饮，吓得连忙把刻有“戒酒”二字的戒指戴上，甘做“谢无量”了。

青年胡适

其实胡适二十来岁时，也有过大醉胡闹的经历。那时他在上海，教书之余常与一班朋友打牌厮混，连日喝酒，结果有一次大醉酩酊，踉跄而归，等他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在巡捕房里，身上连马褂和一只皮鞋也不知去向了……不过这一场醉成了胡适的人生转折，自此他幡然醒悟，随后辞去华童公学教职，北上发愤读书数月，终于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美生，开启了他迈向大师的第一步。

杨宪益和戴乃迭

对于真正爱酒的人，很难说出不喝的理由。翻译家杨宪益是一位诗酒风流的名士，年轻时留学牛津大学，娶了金发碧眼的美女同学戴乃迭，漂亮极了。回国后虽历经坎坷，但恩爱终老一生。杨宪益爱诗亦爱酒，曾自嘲道：“少小欠风流，而今糟老头。学成半瓶醋，诗打一缸油。”因为他专以打油诗闻名，有一首《谢酒辞》说：“休道舍命陪君子，莫言轻生亦丈夫。值此良宵虽尽兴，从来大事不糊涂。”尽管诗作成集，脍炙人口，但他却一直自谦：“我不会写诗，我只能吃酒。”他在《漏船载酒忆当年》一书中，就写了许多喝酒趣事。抗战时期的重庆时常停电，某个无灯无月的冬夜，诗人梁宗岱又到杨宪益处聊天，瞎聊岂能无酒，杨宪益记得自己床底下有一坛浸泡着龙眼的白酒，于是摸黑去床底取酒，结果却误将另一坛子煤油，当成白酒给梁宗岱倒上满满一碗。煤油色泽浅黄，正和浸泡的龙眼酒相近，梁宗岱尝了尝说，这个酒很有劲头，似乎有一种特殊味道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都干了。事后杨宪益才发现自己拿错了，很是担心，不过第二天遇上梁宗岱，看他啥事也没，于是道出原委，两人为此笑得前俯后仰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位爱酒的刘公荣，他可以和各种人士喝。有人讥他杂秽非类，不加选择，刘答曰：“胜公荣者，不可不与饮；不如公荣者，亦不可不与饮；是公荣辈者，又不可不与饮。”所以他没有理由拒绝任何来酒。此也再次印证，爱喝酒的人是不需要理由的，唯有不喝酒才需要各式各样的理由。上海人喝酒虽然从不硬劝，但出于真诚与热情，总还是希望客人畅饮尽兴。譬如你说开车，那我们帮您叫好代驾；酒精过敏，那就喝点无醇气泡酒；牙龈肿痛，那白酒正好杀菌解毒；脾胃不适，那啤酒可以通通气；晚上还有工作，那我们早喝早散……在餐桌上，不喝酒的理由再多，同座总会想方设法为之解决。直到某次，一位朋友不喝的理由说是“备孕”，结果举座默然，一致放行，深知唯此无法“代劳也。”（管继平）